7月22日至24日，首届“大国新药”全球会议（CPIC 2026）在上海举行。在这场以“创新”为核心关键词的行业会议上成都配资平台，我国最大老牌制药企业之一的广药集团释放出了强烈的转型信号，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首次公开亮相，正式发布广药集团“12368”科技创新战略。
此时距离刘建加盟广药，尚不足一个月。
刘建的履历在业内颇具分量。加入广药集团前，他任百济神州全球执委会委员、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及生物药业董事长，领导了百济神州创新中心的创新药物孵化业务，并牵头建设了百济神州广州生物药生产基地。更早之前，他曾在辉瑞、赛诺菲、阿斯利康、诺华、强生等多家跨国药企从事新药开发、投融资管理和药物流通多年。
志在转型的广药集团将此次引进称为“里程碑事件”。会议期间，刘建接受南方+记者专访，就广药转型的底层逻辑、国企创新的现实挑战以及500亿元资金的具体投入等问题，一一做出详细回应。
广药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。 受访者 供图
为什么是广药？天时地利人和
从百济神州到广药集团，从创新药企到传统药企，外界对刘建的选择不乏讨论。
“我选广药其实也想了很久。”刘建说。他问了自己两个问题：未来十年，中国生物制药最兴旺的地方在哪里？什么机制可以支持它的发展？
他的答案是粤港澳大湾区：这里有毗邻港澳、连接东南亚的独特区位优势，全国领先的社会资源积累，以及广州作为中国生物制药人才三大基地之一的人才储备。由此，他预测“未来十年中国生物制药腾飞，粤港澳一定是非常有活力的地方”。
至于为什么是广药，刘建则给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，广药是国资背景的链主企业，在大湾区医药产业布局中承担着核心枢纽角色，是挑起创新转型大梁的关键力量；第二，从2025年9月开始，广药已经开始在创新转型上有所动作；第三，领导层决心坚定，且拿出了“真金白银”。
“天时，地利，人和。对我而言，广药是最好的选择。”刘建说。
国企创新的三道坎：体制、管线、人才
传统国企做创新药，挑战不言而喻。对于广药集团而言，这是一场“被逼到墙角”后必须进行的转型。
“任何一个传统企业在转型时都会面临挑战。”刘建认为，广药作为一家国企，其决策机制相对审慎，对于需要快速决策的创新药领域并不算有利条件，需要在控制风险与保证效率之间找到平衡。
第二个短板是管线。长期以来，作为老牌制药企业，创新不足是广药广为外界诟病的一点。刘建也直言：“目前广药的创新药管线不够丰富，特别和行业领先企业相比是落后的。”
第三个短板是人才。由于此前创新投入力度较小，广药在创新人才储备上相对薄弱。
针对上述短板，广药集团已启动“5+5”高端领军人才计划，目前已引进和在引进的共约20人，并聘请4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组建科创智库。管线方面，构建“自研+并购”双轮驱动格局，布局八大创新平台，力争打通从靶点早期发现、临床开发至全球商业化的全产业链闭环。
学界业界顶尖人士围绕传统药企创新战略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。 受访者 供图
面对“在国企做创新，成功了还好，失败了谁来担责”的提问，刘建的回答也很坦诚：“肯定有担忧。”但他随即强调，广药“12368”战略的两大底层支撑原则是恪守“坚持长期创新主义、健全科研容错机制”，这并非一句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，而是反映了广药从上到下坚定转型的决心。
在刘建看来，创新本身必然伴随失败的可能。“也许一个两个项目会失败，但坚持做下来，整体一定会有回报。”他对此充满信心。
500亿怎么花？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价值
“十五五”期间计划投入200亿元用于研发、300亿元用于产业并购与管线合作。这是广药为这场转型准备的“真金白银”。
这笔钱要怎么花，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。
刘建指出，“200亿+300亿”这一组合策略，主要是出于平衡短期回报和长期收益的考虑：早期的临床前项目，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收入，但能帮助企业建立研发体系、完善团队能力；而为了尽快产生收益，就需要关注晚期项目，即三期临床甚至是已上市的公司，在短期内实现现金流回报。
刘建透露，在产业并购与管线合作方面，团队已经有所行动。“我来到广药三个星期，大概有两个星期都在全国各地考察，有哪些资产、哪些管线和广药的战略相符合，技术成熟度如何。”不过他表示，目前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，暂不便透露具体情况。
在项目选择上，刘建表示核心标准归根结底是临床价值。“心脏病还是代谢病，肿瘤还是肾病，无论哪个赛道，最终都是要为中国的患者乃至全世界的患者服务，让病人能够获益，这是我们最在乎的。”
据了解到的最新进展，广药已成立白云山稀核公司布局核医药全产业链，并牵头建设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（粤港澳大湾区），推进33个细胞与基因治疗合作项目。AI制药方面，广药联合华为打造的国产算力驱动平台已完成概念验证测试，有望将苗头化合物发现周期从12至18个月缩短到1至3个月。
面对传统药企转型必经的阵痛期，刘建并不回避。“阵痛和挑战是一定有的，有时候有一点往回走都是正常的。”他对此表示乐观，“阵痛都是可以解决的，在那些率先实现转型的传统药企身上，也有许多可借鉴的成功经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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