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现在世界处于新一轮逆全球化的周期之中，但是中国企业凭借自身技术和价格优势出海的大势不可阻挡。在这一复杂而关键的转型时期，政府与企业应当如何协同发力、形成合力？又该如何在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、保障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最新股票配资，切实增进普通民众的福祉？
针对这一命题，观察者网连线了世界经济专家张燕生，请他基于几十年的观察经验，为中国企业海外破局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给出建议。
【对话/观察者网 唐晓甫】
观察者网：这些年，中国企业出海已是必然趋势。在变乱交织、机遇重重的时代，企业该如何甄别并把握机遇，又该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战略，以实现国家战略、企业发展的双向利益共赢？同时，我国企业出海也面临地缘冲突、政权更迭、政策变动、安全保障等多重风险，您是否能为国家政策提供一些建议呢？
张燕生：如今企业出海已然成为大势所趋，经过实地调研能够发现，不少行业头部企业国际化占比超五成，产能与资源配置均已深度布局海外，这也足以说明，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发展，已然迈入全新发展阶段。
但是企业想要走好出海这条路，就必须首先认清当下的国际大环境。如今贸易领域整体处在逆全球化浪潮之中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再加上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，整体环境并不乐观。放眼全球产业政策布局也能清晰地看出变化，2010年全球出台的产业政策仅有34项，到2021年直接暴涨至1594项，2025年更是超过了5000项。全球范围内出台产业政策数量最多的国家为德国，日本、巴西、美国、加拿大紧随其后，中国则排在十名开外。
产业政策增多，本质就是各国政府加大对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干预力度，西方国家如今层层加码限制外资与外来企业发展，各类贸易限制性举措更是大幅增多。
从欧美国家内部各种思潮来看，美国民主党阵营开始全面批判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，摒弃以往推崇的市场自由发展、全面对外开放以及包容性增长等理念，摒弃原本的华盛顿共识，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新华盛顿共识。而共和党阵营则对90年代以来的全面全球化与无条件开放模式予以反思与否定。
不止美国，近期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欧洲国家，极右翼党派的得票率都稳居前列，政治影响力显著上升。不难看出，如今西方世界左右派思想愈发极端，各国都愈发偏向贸易保护、加强市场干预，收紧移民准入，对外资与境外企业的排斥情绪持续升温。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，中国企业要出海发展，首要问题就是安全保障，这也是企业出海生存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首先，企业必须严守合规底线，谨慎把控各类合规要求。如今的合规早已超出以往常规范畴，不仅要遵守西方国家制定的各项制度规则，还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绿色贸易壁垒、技术贸易壁垒等条款约束，同时还要规避地缘政治带来的诸多限制，方方面面都容不得半点疏忽。
其次，出海企业一定要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，学会主动维权。结合调研情况来看，目前国内通晓国际经贸规则、熟悉海外法律的专业人才与涉外服务机构缺口巨大，企业涉外法务与维权能力普遍不足。企业想要安稳扎根海外市场，首要任务就是补齐这块短板，全方位提升自身维权能力。
再次，摒弃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，抱团出海协同发展。企业各自为战只会势单力薄，极易陷入被动局面。早年日本企业出海的发展模式十分值得借鉴，日本依托综合商社整合资源，形成完整出海体系，先由贸易机构率先入驻目标市场，全面搜集当地国家发展战略、产业扶持政策、行业限制条例等全方位市场情报，摸清当地市场全貌，随后金融资本顺势入局完成资金布局。
最后实体产业正式落地扎根，循序渐进稳步发展。除此之外，东南亚本土企业、韩国企业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出海布局，也大多采用供应链抱团出海的模式，整合整条产业链资源一致对外，这样的协作模式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借鉴。
华为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受到认可
第四点，规避行业内部恶性内卷，秉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，摒弃一家独大的思维，做到互利共存、携手发展。同时企业也要提前做好长远规划，精准规划出海目的地，理清出海路径，明确如何顺利走出国门、稳稳扎根当地市场、逐步向上做大做强，这些发展策略都需要企业提前深入研究谋划。
国内不少知名企业都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出海之路，其中海尔与华为的出海模式就截然不同。海尔早年布局海外市场，首先进军美国市场，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快速进入市场，以此获取当地主流品牌资源、成熟销售渠道以及适配市场的核心产品。海尔早年曾尝试并购美泰克，最终以失败告终，后续调整策略，成功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板块，顺利站稳美国家电市场。
华为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局势变动之后，华为1996年率先进军俄罗斯市场，开启出海征程。出海初期四年间，华为在俄罗斯市场仅盈利38美元，即便处境艰难依旧坚守深耕，最终牢牢把握住当地市场转型机遇，收获丰厚成果。
简单来说，海尔走的是直攻核心主流市场的发展路线，而华为采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布局思路，先从俄罗斯这类新兴转型市场积累实战经验，沉淀经营方法，再逐步进军欧洲市场，一步步辐射拓展至全球各地市场。
此前在欧洲实地调研也能直观感受到华为的市场实力。伦敦停用华为通信设备后，当地通信网速与信号质量跌至欧洲主要城市末位，而坚守使用华为通信设备的柏林，通信质量稳居欧洲城市首位，足以印证华为在欧洲市场的成功。如今华为在欧洲市场遭遇困境，核心原因在于欧洲诺基亚、爱立信等本土通信企业难以在市场化竞争中占据优势，便依托欧盟层面出台限制性政策，打压、阻碍华为正常经营发展。
这也引发了诸多思考。倘若强势抢占市场份额，过度挤压本土企业生存空间，极易招致非市场层面的排挤与打压。所以市场发展应当秉持共赢思维，既要保障自身合理市场份额与发展利益，也要给当地本土企业预留生存发展空间，同时为第三方跨界合作留出余地，平衡各方利益才能长久稳定发展。
TCL的出海历程同样充满借鉴意义，90年代TCL率先收购港商在越南创办的电子企业，以此作为出海发展的起点，依托并购模式开拓东南亚市场。2004年TCL再度收购两家法国本土家电企业，此次海外并购最终以失败收场，企业也为此承受了沉重经营损失，直至2008年才逐步走出困境扭转局势。历经失败之后，TCL及时调整优化出海战略。如今的TCL已经在墨西哥、越南、印尼、印度等近岸制造区域，建成了成熟稳固的本土化生产加工基地。
当下众多国内企业都纷纷效仿这一模式，依托近岸制造基地完成产品生产，再将商品转口销往欧美市场。不过如今这条出海路径也迎来了全新阻碍，欧美国家出台“对等关税”政策，一方面针对越南、印度、印尼等近岸制造集中地区加征额外关税，另一方面严格细化原产地认定规则，倘若中国企业未能达标，即便商品在海外加工生产，依旧会被认定为中国制造，额外加收40%转口关税，大幅压缩转口贸易盈利空间。
而TCL凭借数十年深耕海外市场的积淀，早早完成海外基地本土化改造，能够轻松满足欧美原产地各项认定标准，顺利规避相关贸易限制，这也是长期深耕布局带来的核心优势。
除传统家电行业之外，国内新能源车企出海已形成三类成熟路径：纯产品出口、技术产业资本协同出海、全球化跨界合作出海。前两种发展模式已经被众多企业熟知运用，比如比亚迪就在匈牙利等多个海外国家落地实体产业投资布局。
中国新能源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
而零跑汽车采用的全球合作出海模式极具新意，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时，主动对接当地龙头企业深度合作。这种合作模式优势十分突出，国内企业擅长技术研发、产品研发与成本定价布局，但是不擅长应对逆全球化局势、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类难题，在海外当地政策游说、政企沟通对接方面更是存在明显短板。而海外本土龙头企业恰好熟悉当地政策环境，拥有成熟的本土人脉资源与政企沟通能力，双方强强联合、优势互补，能够极大降低出海经营风险，提升海外市场生存能力。
现阶段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级别持续攀升，小到行业市场动荡，大到石油能源危机，甚至还会遭遇局部战争、地缘冲突等极端风险，在此大环境之下，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携手发展，已然成为企业平稳出海的关键所在。
此前在日本开展调研工作时，当地经贸合作机构相关人员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中国企业向来敢于进入政治风险、制度风险、市场风险、经营风险都很高的市场，这类区域往往是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市场，也是日本企业不敢涉足的领域，而中国企业不仅敢于进入，还能顺利扎根实现发展壮大，为此日方提议，希望国内企业出海发展时，能够带动日本企业一同开拓海外市场。
后来去法国调研的时候，已经过世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提出，希望中法两国企业能够联手进军非洲市场。后来跟非洲的朋友聊，法国前总理建议中法企业一起进入非洲。
这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法国在非洲诸多地区积累了很多经验，英国也是类似，如英国渣打银行更是早早完成全球化布局，在中东、中亚、西亚、非洲、东南亚等每一个“一带一路”区域板块、每一个全球南方板块都有数百个分支机构，上万名员工。反观我国企业，在这些潜力巨大的海外区域，实业、金融、贸易等布局与市场存在感还处于拓荒阶段。从纯商业角度，和欧美公司合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，但如何合作的同时不落入殖民主义陷阱，是中国企业需要深度思考和探索的。
之前我随国际专家组前往印度尼西亚调研，初期接触当地非政府组织以及学界人士时，听到的大多是对中资企业的负面评价。后来我们改变了调研策略，眼见为实，实地走访调研一家中资国企与一家民营企业。实地走访后发现，他们做得非常好，本土化运营做得非常好，绿色发展做得非常好，和当地打成一片做得非常好，助力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民生改善也做得非常好。
然后，我就问了企业负责人一个问题，你们既然做得这么好，为什么外面不知道？一个中国企业做得不好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企业本土印尼籍高管坦言：“总公司讲，只埋头苦干，不到处宣传”。这种低调行事的传统理念，不利于改善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国际形象。
如今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外贸新业态出海，也遭遇全新挑战。欧美国家正在调整跨境电商免税政策，如美国将取消八百美元以下海外小包裹免税政策，欧盟也将取消一百五十欧元以下跨境小包裹免税福利。中国企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制定应对之策，已经成为企业出海的必修课。
观察者网：您认为国家层面应当出台哪些针对性政策调整举措？
张燕生：站在国家层面来看，核心落脚点还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，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执行效能。目前国家出台的政策、战略、指引都非常好，不管是推动贸易投资一体化、内外贸一体化，还是出口市场多元化、以质取胜的发展思路，各类顶层战略、扶持政策以及配套保障举措都已经制定得很好了。
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“说到做到”的能力不足，很多好的政策受益的范围太小，真正知晓并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企业更少。就拿RCEP、各类自贸协定的自由便利举措为例，日韩企业从中获得的实际红利，远远超过国内企业。与区域内发达经济体相比，我们企业在自贸协定相关政策的普及程度与落地实效上，都存在明显差距。更重要的是全面强化政策落地执行能力。
此前我在海外调研时，有一个头号大国的官员直言，他们相关政策执行力强靠的是充足的人力物力投入，其配套政务服务人力投入规模，是我国的十倍之多。中国想要达到同等的企业出海扶持成效，就要重视在公共服务、监管效率、运行效率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。
所以，想要做好企业出海扶持工作，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，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政务服务与全局统筹能力。尤其是在帮扶中小微企业走出国门方面，现有的体系很好，但是政府需要着力提升政策传导效率与基层落地实效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。
观察者网：我记得您2024年曾在观察者网的一场小型论坛中提到，中国要想从地缘政治的困境中“突围”，就必须出海，而出海就要构建一个有效的GNP（国民生产总值）体系，您能否结合您的最新研究展开讲讲？关于企业出海，这些年国内的一些讨论和现实的案例，确实也让大家有所担忧，比如供应链外移、部分岗位流失、海外资金能否有效回流等。此前不少人认为，日企出海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是成功典范，但这些年日本国内本身产业状况的问题、企业海外资金回流和岗位提供等等，都成为其国内经济检讨的对象；您觉得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？
张燕生：在我看来，中日韩在这方面有不少共通点：三国均拥有巨额外贸顺差，顺差扩大后，贸易摩擦随之增多；在此背景下，各国企业出海步伐均显著加快，遇到的问题也高度相似。因此，这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转型，而是整个东亚生产方式正在面临的系统性转型。我国作为外贸大国，要从东亚生产方式反思入手，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型。
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日本就已经尝试推行过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的转型，最后失败了。而日本企业在对外贸易布局以及出海转型的道路上，既有诸多值得参考的成功经验，也留下了不少引人深思的失败教训。长期以来，各界都在讨论日本经济三十年停滞的教训。对中国而言，剖析东亚生产方式的深层问题、明确其转型路径与方向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
企业出海布局，构建完善的GNP核算与收益回流体系至关重要。简言之，将本国海外生产要素创造的净收益，统筹纳入国家宏观战略与政策统筹范围。这里我们以美国为例，可以从三个不同视角去观察美国的经济现状。
首先，美国和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，整体进口规模远远大于出口规模。但是这一统计的关键概念是“居民”，什么叫居民？只要美国企业在华经营满一年及以上就符合“居民”要求，其创造的增加值和贸易顺差就算中国的。过去的几十年，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，嵌入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，我国很大一部分外贸份额都来自欧美、港台以及日韩投资商在华投资。所以依照居民统计标准核算，我国拥有海量贸易顺差。
可若是换成第二种统计方式，按照增加值统计，精准划分贸易产品的增值归属，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名义上的大量顺差，本质上是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顺差转移过来的，属于顺差与增加值的跨区域转移。
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美国学者就察觉到其中存在的矛盾，发现我国外贸结构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十分相似，和印度、巴西这类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区别。经过探究发现，中国的外贸顺差与全球化、国际工序分工、外资相关。为此，中外学者携手展开针对贸易增加值的核算研究，在全球范围内正式确立起以贸易增加值为核心的核算体系，这也是第二种统计方式。
第三种统计方式则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判定标准，不再单一依靠产业增加值作为核算依据，而是直接界定资产实际归属方。用这一标准衡量的话，美国毋庸置疑是全球范围内贸易顺差体量最大的国家，同时也是海外要素净增值收益最高的国家。
所以，美国着手推动针对本土企业海外投资收益征税的相关政策。鼓励美国海外投资回归美国，解决大量收益长期滞留海外，本土产业空心化问题。
当我们从居民统计、增加值统计、所有权统计这三个不同维度去剖析美国，从而看清美国不只本土经济实力雄厚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不管是技术、产业还是金融领域，都具备着极强的规模优势与综合实力。当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的形势下，搭建一套完备合理的GNP体系十分有必要。
事实上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已经踏上国际化发展道路，企业资产已经开始全球化配置，诸多本土龙头企业早已成长为具备全球视野的全球性跨国企业，这已经成为当下十分普遍的发展现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加快完善围绕GNP搭建起完整的统计指标、数据核算、配套政策以及业绩评价体系，建立起能够精准统计海外要素净收益、贴合实际发展的考核评判机制。对我们国家来说，这个工作虽然一直在做，但是依旧需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。
我们既要认真总结美国、欧洲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问题，也要汲取日本贸易发展和海外投资的路径模式和经验教训。纵观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能发现，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不少跨国经营的企业都会逐渐被当地本地化的企业打败，这会导致布局全球的企业在一个时期会陷入困境，不断收缩布局。
所以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的案例各自有各自的经验教训，都在不同发展阶段，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特征，也摸索出不同的发展规律。现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全新阶段，不管是经济数据统计、宏观政策制定，还是行业发展评价、政绩考核标准，都需要跳出固有思维，站在全球视野之下，客观审视自身产业增加值带来的实际效益，清醒认清前行路上的各类经验、潜在风险与挑战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。
观察者网：在这一背景下，您如何看待不少专家呼吁建设各种类型的全民基本收入（UBI）体系以刺激国内需求的想法？这是不是我国转型的重要一步？
张燕生：我觉得这套体系本质上是十分理想主义的体系。如马斯克一直认为，未来人工智能创造财富的效率与能力会达到极高水平，到那时社会财富会极度充裕，人们不需要工作就能够获得很高的收入和福利。我认为，这确实是一个十分美好的设想，但现实中落地难度极大。就拿马斯克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这番预判来说，我个人认为根本无法实现。
如果世界上最富裕国家1%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，相当于底层90%人口的财富总和，问题就不是财富创造力的问题，而是分配问题。富人会让出既得利益吗？我认为不会。说到底，人性的特质，就注定了这份美好愿景很难成真。我同样十分认可这份理想构想，也由衷希望社会发展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靠拢，在这方面日本收入分配其实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。
日本民众的收入大多和年龄挂钩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，同年龄段人群的收入水平基本持平，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得，也让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。不过日本也存在自身的发展弊病，此前有相关财经媒体做过调研，对比中日美三国1996年出生的“Z世代”年轻群体，发现日本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缺乏奋斗欲，没有结婚致富、建功立业的想法，完全没有欲望。
日本被称为“低欲望社会”
日本当年在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时，被迫舍弃了原本的终身雇佣制度，此后国内灵活就业人群占比持续攀升，直接导致民众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不断下降，这也是日本如今的发展难题。但即便这样，日本在收入均衡调配、兜底民生保障上的经验十分亮眼，国内几乎没有生活极度贫困的群体。
但我们国家有着独一无二的基本国情，地域辽阔、人口基数庞大，诸多举措都不能直接照搬套用他国经验。就拿学生校车接送这件事来说，究竟该由家长负责，还是交给学校？我认为应该是学校的责任，比如我有三个孩子，分别是两点、三点、四点下课。如果全靠家长照料，家长根本没法工作；可如果是学校的责任，每所学校配备校车接送，那么经过粗略核算所需车辆数量与投入资金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这项政策的推行成本会过高，很难大范围落地。
所以中国制定各类民生政策，终究还是要立足本土实情，贴合现实条件稳步推进，我更倾向于推行分散决策的方式。想要真正拉动国内消费增长，最关键是降低普通人通过劳动、创业、创新改善生活品质的门槛，让大家可以依靠自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。其实老百姓都不愿单纯依靠社会福利度日，更愿意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打拼，只要打通发展渠道、破除发展障碍，再搭配政府完善的基础福利保障，消费市场自然能够稳步激活。
眼下制约国内消费活力释放的核心因素最新股票配资，还是老一辈人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。历经艰苦岁月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即便手里有钱，也习惯性储蓄不愿轻易消费。他们并非没有消费能力，这一代人自幼吃过苦、挨过穷，哪怕日后家境逐渐富足，平日里的生活作风依旧简朴节俭。新生代所面临的各类生活压力，也让他们不敢随便消费。所以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要落到实处，提升说到做到的能力，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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